折合外幣，只須硬性規(guī)定；翻譯外文，卻沒有那么簡單，有時折而不合，簡直要用“現(xiàn)金”交易。
所以Kung Fu在英文里大其行道，而“新潮”、“迷你”之類也流行于中文。外來語侵入中文，程度上頗有差別。
“新潮”只是譯意，“迷你”則是譯音。最初的外語音譯，例如“巴立門”、“海乙那”、“羅曼蒂克”、“煙士披里純”、“德謨克拉西”等等，現(xiàn)在大半改用意譯，只有在取笑的時候才偶一引用了。
真正的“現(xiàn)金” 交易，是直引原文。這在20年代最為流行：郭沫若的詩中，時而symphony，時而pioneer，時而gasoline，今日看來，顯得十分幼稚。
英國作家常引拉丁文，帝俄作家常引法文，本是文化交流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
今日阿拉伯的數(shù)字通行世界，也可算是一種“阿化”：西方書中，仍有少數(shù)在用羅馬數(shù)字，畢竟是漸行淘汰了。
中國的文化博大而悠久，語文上受外來的影響歷來不大；比起西歐語文字根之雜，更覺中文之純。
英國九百年前亡于法系的諾曼第，至今英文之中法文的成份極重，許多“體面”字眼都來自法文。
例如pretty一字，意為“漂亮”，但要意指美得高雅拔俗，卻要說beautiful——究其語根，則pretty出于條頓族之古英文，故較“村野’”；而beautiful出于古法文，更可上溯拉丁文，故較“高貴”。
在莎劇中，丹麥王子臨死前喘息說：
Absent thee from felicity a while，
And in this harsh world draw they breath in pain
歷來評家交相推許，正因前句死的舒解和后句生的掙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而absent和felicity兩個復(fù)音字都源出拉丁，從古法文傳來，harsh、world、draw、breath四個單音字卻都是古英文的土產(chǎn)。在文化上，統(tǒng)治者帶來的法文自然比較“高貴”。
相對而言，中國兩度亡于異族，但中文的“蒙古化”和“滿化”卻是極其有限的。倒是文化深厚的印度，憑宗教的力量影響了我們近兩千年之久。
但是，盡管佛教成為我國三大宗教之一，且影響我國的哲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等等至為深遠(yuǎn)，梵文對中文的影響卻似乎有限。
最淺顯的一面，當(dāng)然是留下了一些名詞的音譯或意譯。菩薩、羅漢、浮圖、涅槃、頭陀、行者、沙彌之類的字眼，久已成為中文的一部分了。
我們習(xí)焉不察，似乎“和尚”本是中文，其實這字眼也源于梵文，據(jù)說是正確譯音“鄔波馱耶”在西域語中的訛譯。又如中文里面雖有“檀越”一詞，而一般和尚卻常用“施主”而不叫“檀越”。
梵文對于中文的影響，畢竟限于佛經(jīng)的翻譯，作用的范圍仍以宗教為主，作用的對象不外乎僧侶和少數(shù)高士。
劉禹錫“可以調(diào)素琴，閱金經(jīng)”，李賀“楞枷堆案前，楚辭系肘后”，柳宗元“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其實真解梵文的讀書人，恐怕寥寥無幾。
到了現(xiàn)代，英文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不但借基督教以廣傳播，而且納入教育正軌，成為必修課程，比起梵文來，實在普遍得多，但對中文的害處，當(dāng)然也相應(yīng)增加。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中國文化正當(dāng)盛期，中文的生命厚實穩(wěn)固，自有足夠的力量加以吸收。但本世紀(jì)以來，西方文化借英文及翻譯大量輸入，卻正值中國文化趨于式微，文言的生命已經(jīng)僵化，白話猶在牙牙學(xué)語的稚齡，力氣不足，遂有消化不良的現(xiàn)象。
梵文對中文的影響似乎止于詞匯，英文對中文的影響已經(jīng)滲入文法。前者的作用止于表皮，后者的作用已達(dá)周身的關(guān)節(ji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