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影響很大的幾位翻譯家
我們這一代（八零后）往往從小對外國名著感興趣，這也塑造了我們讀書的品味和理解力。而且中國是一個翻譯大國，其他國家少見這樣的翻譯規(guī)模。外國文學(xué)和社科書的漢譯本我一直在讀，但近幾年來，因為我英文和德文程度足夠，所以這些語言的作品會盡量讀原著。當然有的作品更適合讀中譯本，比如海外漢學(xué)研究的著作，因為讀英文時實在很難把人物名字的音譯和自己的記憶對上號。歐洲語言的書，我更多讀英譯本，因為歐洲語言在互譯的過程中損失的東西較少。
就先說說對我個人的閱讀經(jīng)歷影響比較大的幾位翻譯家吧。
中文譯者方面，我很喜歡的一位是董樂山先生，他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巴黎燒了嗎？》是難得的佳作，并且我年紀比較小的時候正是因為讀到這兩部作品，由此對納粹德國歷史產(chǎn)生了興趣。
草嬰先生的托爾斯泰中譯本，我從中學(xué)時代起大多讀過，受益良多，對他非常敬佩。
美國人 William Weaver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位翻譯家，他翻譯了艾柯和卡爾維諾的大量作品。尤其他的英譯本《玫瑰之名》是了不起的杰作。
另一位美國人 Gregory Rabassa 的英譯本《百年孤獨》如行云流水，我如癡如醉地讀了許多遍。我不懂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但通過這兩位譯者的英譯本，能夠管中窺豹，領(lǐng)略大師風(fēng)采，已經(jīng)心滿意足。而且這兩位的英文功力本身就非常棒，是學(xué)習(xí)英文寫作很好的榜樣。
我喜愛的另一位翻譯家是村上春樹的英語譯者，美國學(xué)者 Jay Rubin，他是研究日本的專家，翻譯作品很精彩。他的英譯《奇鳥行狀錄》《挪威的森林》都讓我難忘。
我為什么喜歡這幾位翻譯家？因為他們圓滿地完成了翻譯家的使命：為讀者打開一扇扇窗，去看外面廣闊的世界；并且他們的文字本身是智慧的結(jié)晶。
喬治. R . R .馬丁在《冰與火之歌》第五部里說：“讀書人的生命有一千次；不讀書的人只有一次生命。”（ A reader lives a thousand lives before he dies...The man who neverreads lives only one ）優(yōu)秀的翻譯家能夠幫助我們進入其他的時空，讓我們多活幾次。他們是偉大的。
譯者應(yīng)當有自己的風(fēng)格嗎？
前不久在單向空間書店參加的一個論壇上，有讀者提問：譯者應(yīng)當有自己的風(fēng)格嗎？
我看未必。
近兩年比較有名的例子，《飛鳥集》和休謨《英國史》，譯者的個人風(fēng)格很突出。我的翻譯沒有這么鮮明的個人特色，原因是：第一，源文本語言非常平易，是供大眾閱讀的嚴肅非虛構(gòu)作品，沒有特別絢麗的文采，沒有特別鮮明的語言特色，如果我把它翻譯得很有特點，比如說用半白半文的寫法，讀起來會很奇怪。第二，從這幾本書的功能上來看，一方面提供知識，傳遞信息，一方面還有很強的娛樂功能，所以處理時沒有突出譯者的個人特色，也不應(yīng)當這么做。
當然，譯者想要做到完全透明、完全沒有個人風(fēng)格，是不可能的。即便譯者努力想隱身，方言、口頭禪等也會不由自主流露出來。一個擅長演惡婆婆的演員未必能演好職場女性。同樣，一個譯者不可能發(fā)出很多不同的聲音，不可能把自己文風(fēng)的打扮成不同的風(fēng)格，肯定會受到自身的語言習(xí)慣、教育背景、閱讀經(jīng)歷的影響。
為什么需要翻譯？翻譯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因為有的讀者不方便直接讀原文。沒有別的原因。翻譯不是為了讓譯者表現(xiàn)什么、炫耀什么。唯一原因就是，譯者有責(zé)任幫助不能讀原文的讀者。
所以我覺得譯者唯一真正的責(zé)任，就是轉(zhuǎn)達原作者的意思，幫助讀者。在此之外，就是盡可能忠實、流暢、準確地轉(zhuǎn)達。沒了。如果譯者的個人風(fēng)格太突出，會損害這個表達，那么就違背了翻譯的初衷。比如，我特別反對在翻譯當中過多使用譯者自己特殊的方言、俚俗表達、網(wǎng)絡(luò)語言和半文言。
所以，我做的，也僅僅是盡可能忠實地表達，做到通順。我自己覺得，自己的文字是非常平實簡單的。
順便說一下一個相關(guān)的問題。
方柏林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討論翻譯當中譯者應(yīng)不應(yīng)當加注釋。他的意見是加注釋越少越好，譯者應(yīng)當“盡量隱身到作品后”，就是做到“透明”，讀者看不到譯者。而蕭乾翻譯《尤利西斯》，注釋非常多，因為《尤利西斯》本身非常難讀，注釋也是讀者需要的。這是兩個相反的例子。一般來說，文學(xué)作品的注釋較少，社科作品注釋較多。注釋非常有幫助，但注的多寡以及程度很難一概而論。我的書里注釋還算比較多，第一是假如這個問題我也不是非常清楚，那我肯定要研究透徹之后盡量概括出來；第二是某個典故雖然我知道，但對讀者還是比較生僻。就加注來講，我還是比較顯露自己的身形的。
翻譯的時候，我主要考慮讀者的需求。外文到中文，有些東西沒有辦法轉(zhuǎn)達，有些微妙之處必須忍痛割愛。我的書是給外文不太好的讀者看的，所以一定要為他們考慮，幫助他們掃除障礙，讓他們閱讀得更順暢。
有一個翻譯時考慮作者的例子，美國華人劉皓明教授翻譯的《荷爾德林后期詩歌》，中文的風(fēng)格模仿“和合本”《圣經(jīng)》，而且會用特別生僻的字，都是《周易》《詩經(jīng)》《尚書》之類古書里面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個例子，有一個詞 Geschwister，即英語的 sibling ，就是兄弟姐妹，不知道長幼，也不知道男女，這個詞一般只好翻譯成兄弟姐妹，但是他用了一個特殊的詞叫“同產(chǎn)”，意思是同母所生者。例如《史記》里，說呂后專擅朝政，“同產(chǎn)”的人掌握了朝政。
劉皓明的做法引起了很多爭議，因為荷爾德林的德文詩本身已經(jīng)非常難讀，再把中文的很多生僻的典故放進去，大家更沒法讀。有的讀者說，我就是因為不懂德語才要讀翻譯，沒想到讀了之后還是看不懂，還要去買古漢語辭典來查，你是不是故意給讀者制造困難？
但從另一個角度想，荷爾德林詩歌本身就很難懂，有很多西方的、基督教的典故，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國人閱讀也不輕松，如果為了方便讀者而翻譯得非常平易，就嚴重扭曲了原文。
《荷爾德林后期詩歌》是三大本，有德漢對照和分析評論，非常精彩。新版本把分析注釋全刪掉了，讀著更困難。我喜歡前一個版本，讀了好幾年，收獲也很大。
我翻譯過程中最頭痛的地方
基本的語言問題，總是可以查字典的，現(xiàn)在有網(wǎng)絡(luò)，可以詢問外國人。就我的經(jīng)驗來講，翻譯過程中，文化問題是最最難解決的，具體到我的翻譯工作來講，就是很多文化宗教政治概念、官名、機構(gòu)名等，往往需要絞盡腦汁來尋找合適的翻譯。麻煩的是，中文譯者要背負中國文化的框框（有時是包袱），可以說是戴著腳鐐跳舞。而且譯者妄圖給混亂的世界強加一個邏輯性強的、前后一致的秩序，往往也是徒勞。
比如，熟悉歐洲中世紀史的朋友知道，作為官名的 marshal、constable、chancellor、steward，都是很難翻譯的。羅馬史上的很多概念，也很難找到合適的譯法，往往只能因循前人的錯譯。再舉個最近困擾我的例子：
德語 Prinz 這個詞，在英語里被非常輕松地翻譯成 prince。然而中文譯者就要頭疼了。簡單地將 Prinz 翻譯成“王子”或“親王”，顯然不合適，因為簡單地講 Prinz 是大諸侯（包括國王）的兒子，一個公爵的兒子是 Prinz。你會把公爵的兒子稱為“王子”嗎？如果把他稱為“親王”，會不會讓中國讀者誤以為兒子的地位比父親高？
遇到這種情況，我會盡力研究前人有無合適的翻譯，當然前人的譯法有時是有問題的。那么我會根據(jù)“它實際指的是什么”的原則來自己造一個詞。我努力做到前后一致和維持邏輯，但往往并不能如愿。
我翻譯的標準
翻譯標準是一個技術(shù)化的問題，與此相關(guān)已經(jīng)有汗牛充棟的理論書籍，但在實際操作的時候可以說這些理論書對我都沒有任何幫助。很多人詬病翻譯腔不適合中國人的語言習(xí)慣，但事實上今天中國人的語言習(xí)慣是翻譯參與塑造出來的，在詞匯、句法上都受到外語的很大影響。根本不存在真正“純粹”的優(yōu)美的中文表達。我也一直有一個觀點，我認為很多中國人其實很喜歡翻譯腔，并不抵觸別扭的、洋腔洋調(diào)的漢語。
在我的實際翻譯過程中，我一般會盡量避免特別中國化的表達，比如一些中國味太濃的歇后語、成語。我一直記得某著名奇幻小說的某個中譯本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稱呼翻譯成“善心大菩薩”，這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這是我所說的我要避免的東西。當然，翻譯畢竟是給中文讀者看的。不過我覺得現(xiàn)在一些社科類的譯著是翻譯給懂外文的人看的，所以大家會覺得翻譯質(zhì)量很差。這是一個很難把握的問題，我也無法提煉出一個成熟的理論，我在重讀自己寫的東西的時候會以一個讀者的角度再去修改，我自認不是一個太壞的讀者，所以這樣的方法還是基本有效的。網(wǎng)絡(luò)上也不斷有讀者向我提出我譯書的錯誤，我都很仔細認真地聽取。但我仍然無法提出一個明確的翻譯標準。不過，在我看來，提出這樣一個標準也沒有意義，在翻譯這件事上不會有一個能讓所有人都照著做的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